东坡典籍里的“文化”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刻本《苏文忠公集》研究

王富龙，龙游斋主人，出生于中医世家，是一名中医工作者。行医三十多年，义诊上万人次，已经为众多的疑难病患者解除痛苦。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荣获国家发明技术二等奖。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委员。全国青联医药卫生界别组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人才研究会会长。先后出版《与失眠者聊天》，《王富龙临证心得》等二十多部医学著作。现担任中国中医人才研究会会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存藏二十多年，以中医和东坡文献典籍为主。其中，（编号12486）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左1翁连溪先生、左2王富龙先生、左3李致忠先生、左4郑金生先生、左5赵前先生。

东坡典籍里的“文化”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刻本《苏文忠公集》研究
文/王富龙

《苏文忠公集》为宋代苏轼所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极高的成就。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苏文忠公集》、《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下面详细介绍《苏文忠公集》。

《苏文忠公集》全书一百一十二卷。现惜存此书为五十四卷：内容为年谱一卷，赠太师诰词；卷一至卷二《古赋》23篇；卷三至卷十七《古诗》956首；卷十八至卷二十五《律诗》962首；卷四十《策问》21首；卷四十一《策略》5篇、《策别》上6篇；卷四十二《策别》中6篇、《策别》下5篇；卷四十三《策断》上中下，续添，策5首；卷四十四《经说》南北说书十道，左传三道；卷四十五至五十一《书》；卷五十二《拟作》；卷五十三至五十九《书简》；卷七十至七十二《记》；卷七十三至卷七十四《碑》；七十五至七十六《序》；七十七至七十八《表状》。

此书合装十二大厚册，未加衬纸和书衣，旧纸捻装，保留初装旧式。具备宋元版刻风貌的延续和明初刻本的显著特点，黑口，初刻初印，墨色如漆，开本宏阔，版式宽大，用上好洁白的白棉纸印刷：印刷精美，当出良匠之手。

品相上佳，该书“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板框：高20厘米，宽13.2厘米。《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p244）国内仅存两部，分别是国家图书馆（0101）和北京市委图书馆（0197）各藏一部。

据考证，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恰好是傅增湘捐赠的，傅增湘先生曾对此书进行深入研究，在他所撰的《藏园群书题记》（p677）(1989年6月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长跋，长跋书名叫《明刊东坡大全集跋》，内容如下：

明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阑，前后不载序跋，字体圆湛，刊工精美，颇似成化、弘治风格。苏集风行海内，传刻日多。

其体例大要有二：一为分集编订者。二为分类合编者，宋时所谓《东坡大全集》者，类用此例。今观此本，正所谓《东坡大全集》也。

考陈鹄《耆旧续闻》言，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繆，极可赏（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而今亦无存）。是合编大全之本，当自居世英始矣。自明以来，传刻纷纭，而迄少完善之本。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言，明代有一百一十四卷者，号《苏文忠公全集》，其说颇似此本。且此本分类编次，虽略繁锁，意必源于旧本，绝非明人率尔编排，任意揉杂者可比。

余颇疑苏州居室英刻《东坡全集》为合编最早之本，前人既推其善，今细绎此本，条理秩然，雕刻精雅，必从居世英《东坡大全集》而出。又，此本传世极稀，编检各家目录，均未著录。

《东坡集》宋刻存世已无完帙，合编之本，独此为精，评其甲乙，若与成化本《东坡七集》并称双壁。宁有愧哉。

通过原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著名收藏家傅增湘先生跋文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赵前研究馆员跋文等纵观此书，价值可以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经考证确定《苏文忠公集》，传世极稀，堪称凤毛麟角。成化之后基本失传，从未大规模通行。傅增湘并请教著名学者缪荃孙先生和沈增植先生，但二人均未见过；为现存分类合编本《苏文忠公集》最早的刻本，推测这部书是依据宋刻本翻雕而成，不是明代人随意编纂出来的；故认为是依据宋代苏州居世英刻《东坡大全集》本，重雕而成。而居世英《东坡大全集》，早被宋代人推崇为善本。所以，此书是一部惊人的孤本秘籍，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2、名家名著，传世典籍，存世宋刻《东坡大全集》已无全本。而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刊本，合编而成的《苏文忠公集》，“独此为精”，评其甲乙，若与成化本《东坡七集》并称双璧。也是当之无愧的。不难看出，傅增湘先生对此书评价甚高，足见此书之份量。

3、白棉纸印刷，初刻初印，版刻佳善，字体园湛，运笔流畅，雕版刀法娴熟，既有宋元手书上版之神韵，又有明成化、弘治的版刻风格。雕版印刷之精美，当出明初良匠之手，具有重要的版刻艺术价值。纵观此书，也认为傅增湘先生判定为成化、弘治间刊本，所言极是；展卷实有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的感觉。

4、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东坡先生年谱正文第37页有一个墨钉，未刻文字。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年谱正文第37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苏”字。应该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一，第11页、第12页内容为“飓风赋”。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一，第11页、第12页为卷二、第11页、第12页内容。说明卷一，第11页、第12页缺失。证明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后印时移动窜版子所致。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二、第11页、第12页，内容为“明君可与为忠言赋”和“快哉此风赋”。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二、第11页、第12页缺页都预留有格栏的空白纸。经对比证明是后印时原版窜到卷一，第11页，第12页。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四、第5页有一个墨钉，未刻文字，第18页有“再游径山”等内容。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四、第5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丽”字。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第18页预留有格栏的空白纸，说明是后印时原版丢失，无法补充内容。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十、第10页分别有两个墨钉，未刻文字。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十、第10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楼”字和一个“听”字，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十六，第17页有一个墨钉，未刻文字。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十六、第17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独”字，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十七、第19页印刷清楚无列板，第22页有一个墨钉，未刻文字。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十七、第19页印刷字体模糊不清，第22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簪”字，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五十六、第3页、第4页，内容为“与蒲诚之六首”和“与杨济甫”。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五十六、第3页、第4页，都预留有格栏的空白纸，说明是后印时原版丢失，无法补充内容。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五十七、第17页有一个墨钉，未刻文字，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五十七、第17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阔”字，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七十二，第2页，内容为“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第15页为“藏其书以待知者”。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七十二，第2页，窜到第3页，第15页缺失，说明后印时窜版子和丢失所致。

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卷七十五，第14页有一个墨钉，未刻文字。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卷七十五，第14页，在同版同位置却刻了一个“与”字。应该是后印时补刻上去的。

另外，《苏文忠公集》卷五、第一页前半页，有断板间隙，龙游斋本只有一处而且略小，国家图书馆本有两处而且稍大。

根据上述情况，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并逐页与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比对后，每一页文字都比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清晰。由此可以断定，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刷印时间早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从内容上（如明君可与为忠言赋，快哉此风赋，再游径山，与蒲诚之六首，与杨济甫等）多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龙游斋所藏的《苏文忠公集》从字数上多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苏文忠公集》两千多字。

5、曾祥波教授（文学遗产杂志，2023年，第5期，87页--98页，“宋刊东坡集源流与价值发覆”）。用成化、弘治间刊本《苏文忠公集》和明代成化四年《东坡七集》，两个版本系统进行编次比对，认为成化、弘治间刊本《苏文忠公集》是明代成化四年《东坡七集》的《续集》底本。（1）、原因是成化四年《东坡七集》的《续集》所收诗作出自成化、弘治间刊本《苏文忠公集》。（2）、今存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篇末按语：“右王宗稷编次《东坡先生年谱》，其援引多以《大全集》为据，虽若未尽善，然稽考先生出处大略，用心亦专矣，故为刊之。”最早见于明成化、弘治刻本《苏文忠公集》。成化“东坡七集”所收录《东坡先生年谱》实源于此。另外，明代李绍为程宗编纂《东坡七集》时序言里说：“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所以，认为“仁庙（明仁宗）所刻未完新本就是指成化、弘治间刊本《苏文忠公集》本。

6、这部明成化、弘治间刊本《苏文忠公集》，依据《古籍定级标准》，被确定为国家二级甲等古籍。

7、本书《苏文忠公集》卷首第一卷，第一篇为“天庆观乳泉赋”，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对天庆观中清冽甘泉之喜欢。是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创作的，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注上“在海南作此赋”。

苏东坡在海南近三年，这段时间里，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也是这位文豪居海南时留下的历史见证。